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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萍 | 斷裂的公共性:私人生活變革與農民婚姻失序——基于東北G村離婚現象的分析

2020-01-02 14:19:04  來源: 《華中農業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   作者:李永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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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當前農村的離婚現象愈益普遍。通過考察東北農村的離婚現象,發現東北農村較高的離婚率與當地泛濫的婚外情現象之間存在密切關聯。在中國農村社會中,私人生活領域和公共生活領域不可分割,公私之間相互融通。因此,要將離婚現象置入農民的日常生活之流中加以考察。以村莊公共性為基本分析框架,認為弱家庭倫理、弱村莊公共性以及開放的日常生活是東北農村離婚現象產生的根源。在私人生活的流動與變革中,需要改造的不僅僅是個體的“人心”,還要重塑家庭和熟人社會對個體的意義和價值。因此,重新恢復中國家庭的神圣性是重建村莊公共性的基礎,也是重塑私人生活秩序的基礎。

  關鍵詞:離婚;村莊公共性;家庭性質;私人生活;公共空間

  近年來,筆者在全國多地農村調研發現離婚現象越來越普遍,農民經常用“現在離婚的比結婚的還多”這句話來描述當前離婚現象的普遍性。在現代社會中,夫妻雙方擁有自主決策和選擇婚姻的權利,離婚因而通常被認為是正常的事情。在一個社會中,一定數量離婚現象的存在是正?,F象,是婚姻當事人行使民事權利的體現。但是當離婚率達到較高比例時,離婚現象將對家庭制度構成沖擊,離婚現象可能成為一種“病態現象”。根據相關數據統計,東北農村的離婚率位居全國前列,筆者在調研中發現,東北農村不僅離婚率很高,而且婚外情現象也非常普遍,婚外情是離婚現象的生活底色,扭曲了離婚的權利正義。因此,本文將深入東北農村高離婚率背后的農民生活邏輯,從村莊公共性的角度建立一個理解農村離婚現象的分析框架。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梳理

  社會變遷對當代中國婚姻家庭帶來很大影響[[1]],家庭關系、家庭結構、家庭倫理在此過程中都發生巨變[[2]],并給家庭領域帶來諸多新的問題。其中,農村離婚現象愈益普遍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離婚雖然發生于家庭內部,但受到家庭、村莊社會、市場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既有關于離婚現象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路徑,分別是婚姻權利視角和婚姻倫理視角。

  1.離婚的權利視角

  離婚的權利視角認為,個體化以及個人權利意識的覺醒是導致離婚現象增多的主要原因。傳統時期,婚姻的目的是為了家庭的延續和再生產,婚姻更多是兩個家庭(或家族)的事情,個體意志在婚姻中是被遮蔽的,婚姻維系抑或解體,主要基于家庭整體利益來考慮[[3]]。因而傳統時期的婚姻往往比較穩定。然而,隨著中國社會由傳統的“家本位”觀念向現代的“個人本位”觀念的轉型,婚姻家庭的穩定性開始遭遇新的危機[[4]]。隨著婚姻家庭中個體性權利的覺醒,人們不再愿意為了家庭整體的利益而在婚姻中委曲求全,離婚反而可能成為個體通往幸福生活的重要階梯[[5]]。研究者認為,在家庭權力結構中婦女權利的崛起和婦女地位的提升是當前農村離婚現象的主要誘發因素之一[[6]]。在婚姻達成以及婚姻解體的過程中婦女越來越占據主動和主導的地位,農村離婚中有相當大的比例都是婦女主動提出[[7]][[8]][[9]]。有學者提出“婦女的婚姻主導權”這一概念來對這一現象進行分析,認為打工經濟帶來的婦女的經濟獨立、婚姻優勢和觀念解放,分別重構了婚姻中的權利主體、權利空間和權利合法性,進而導致以離婚現象為表征的“婦女的婚姻主導權”的興起[[10]]。但是,婦女的婚姻主導權在本質上是一種“無義務的權利”,它給農民的家庭生活帶來很多不利影響。

  2.離婚的倫理視角

  在離婚的倫理視角之下,傳統家庭倫理的弱化和家庭倫理變遷帶來婚姻中的倫理危機,進而導致農村離婚現象愈益增多。對于中國人而言,以傳宗接代為核心的本體性價值構成其價值體系的核心[[11]],農民的行為邏輯以本體性價值的實現為最終目標,這構成婚姻關系穩定的基石。然而,在轉型期,以傳宗接代為核心的本體性價值逐漸弱化,農民更為重視當下的日子是否過得幸福,農村社會開始出現倫理性危機,社會亂象叢生。在此過程中,農民的婚姻觀念和婚姻價值也發生重大變化。

  傳統婚姻模式的價值意涵是“合兩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體現了濃厚的家庭倫理意涵?;橐鍪菫榱思彝サ难永m而非個體的幸福,婚姻的意義在于確立雙系撫育和為孩子確立社會性父親[[12]]。然而,在轉型期,婚姻的價值和意義逐漸發生變遷,人們更為重視婚姻中的個體體驗和個人感受,婚姻的意義從“合兩姓之好”轉變為“兩情相悅”,婚姻逐漸成為人們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種方式和手段[[13]]。當現實的婚姻不能為個體提供足夠的經濟支持和情感慰藉,不能滿足個體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時,當事人就可能提出離婚。因此,隨著傳統的婚姻倫理和婚姻價值逐漸弱化,家庭不再是制約個體婚姻的主導要素,婚姻開始出現倫理性危機[[14]]。

  3.離婚研究的村莊生活視野

  總體而言,既有研究從婚姻權利的個體性與婚姻模式的結構性兩個方面闡釋了離婚的發生邏輯。通過將離婚這一行為視為農民婚姻生活中的策略,離婚現象因而具有濃厚的事件性。這種策略既受主體(尤其是女性)的權利意識影響,也受婚姻模式的約束。權利視角和倫理視角對當前農村的離婚現象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其不足在于仍然是相對比較宏觀的分析,忽視了家庭和村莊社會等中觀變量對農民婚姻的影響。農民并非獨立的個體,他既是家庭成員,同時也是村莊社會的成員。家庭和村莊構造了農民婚姻生活展開的日常情境。在此意義上,家庭性質以及村莊社會性質對農民的行為邏輯構成很大影響。如果不考慮家庭以及村莊社會性質這兩個要素,我們就難以解釋為何在權利意識和家庭倫理責任變遷的普遍背景下,農村離婚現象存在較大的地域差異,其中東北農村的離婚現象尤其突出。

  實際上,婚姻嵌入在家庭生活邏輯之中,而離婚是家庭生活破裂的自然而然的產物。在中國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婚姻并非通往私人生活的起點,而是承載了家庭生活的公共性。在這個意義上,離婚率的高漲反映了婚姻的去公共化[[15]]?;橐龅姆€定性失去了國家行政力量和村莊社會力量的約束,成為個體及其家庭的私事。既有研究尚缺乏對村莊公共性本身及其弱化原因的具體分析,更缺乏對村莊公共性弱化與離婚現象內在關聯的系統分析?;诖?,本文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村莊公共性的視角出發,將農民的離婚行為還原到具體的鄉村生活情境之中,揭示離婚現象內在的生活邏輯。

  二、分析框架:村莊公共性的基本結構

  在鄉村社會中,離婚不能簡單歸結為個體權利意識的覺醒和婚姻家庭倫理的弱化。如果離婚僅僅是一個私人生活變革的問題,那么在中國社會逐漸走向個體化的過程中,離婚現象應該普遍存在于各地農村,但現實的情況是,離婚率高低在各地農村有較大差異[①],這種差異主要源于家庭和村莊社會兩個方面,二者最終凝結為村莊公共性的差異。調研發現,在村莊公共性比較強的地區,離婚率相對較低;而在村莊公共性比較弱的地區,離婚率相對較高。

  在經典的意義上,“公共性”是一個哲學的概念,與私人性對應。然而,在中國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公”與“私”缺乏明確的分界,呈現出“公私一體”的特征[[16]]。溝口雄三認為,中國社會中的“公”具有倫理性和連帶性的特點,“公”不僅可以介入“私”,而且可以統攝“私”[[17]]。因此,中國社會里不可能產生西方意義上的純粹個人主義,也不可能產生真正與公共領域相隔絕的私人生活領域。家庭雖然是一個私人生活領域,但這個領域并未與公共領域隔絕,公共力量具有介入家庭的正當性、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鄉村社會中,村莊構成了農民生活世界的基本場域,公私關系是在這個具體的生活情境中展開的。村莊之公與個體之私的互動聚焦于農民的家庭邏輯,并形塑了微妙復雜的家庭生活形態。具體而言,村莊公共性是指在村莊社會的場域中形成的、建立在村莊社會結構基礎之上的、對生活于其中的個體的行為具有規范和約束作用的一套規則和文化認同。在村莊熟人社會中,農民生活邏輯是在“農民-家庭-村莊”的關系結構中定義的,家庭是農民之“私”與村莊之“公”互動和溝通的重要媒介。中國的家庭具有很強的伸縮性,家庭既具有私人性的一面,同時也具有公共性的一面。在鄉村社會場域中,村莊的公共性賦予家庭以社區性。家庭的社區性是指,在村莊熟人社會中,家庭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村莊公共性與家庭私域性之間存在很多互動和勾連。家庭的社區性是村莊公共性的基礎,如果家庭缺乏社區性,村莊公共性自然也就比較弱。

  因此,雖然從理想型來看,中國的家庭具有較強的公共性,并且公共領域具有干預和介入私人生活領域的合法性,但是,在鄉土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鄉村社會的公共力量是否還存在以及還能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作用則是一個問題?;诖?,本文將以村莊公共性為基本分析框架,通過村莊公共性來闡釋東北農村的離婚現象,同時也透過離婚現象反觀當地村莊公共性的流變。

  三、G村的離婚現象及其特征

  G村位于吉林省長春市九臺區S鎮,該村總人口3198人,800戶左右,分為10個社(即村民小組),耕地面積808公頃。相對于全國大多數農村地區而言,G村人均耕地面積較多,如果按照標準畝(即每畝660平方米)計算,G村人均耕地面積為4-5畝,戶均15-20畝左右。寬松的人地關系和較為充足的農業剩余使得當地農民的生活普遍比較富庶,大部分農民家庭的年均收入為8-10萬元。

  2018年11月,筆者及團隊成員在G村進行了為期20天的駐村調研[②],調研發現,當地農民家庭的婚姻關系比較混亂,據G村村民介紹,該村有80%左右的家庭有離婚、婚外情或者其余性混亂現象。雖然這個數字有點夸張,但后期根據我們的調研和不完全統計,全村離婚的家庭至少有100戶左右,而夫妻一方或夫妻雙方都有婚外情的現象則更為普遍。此外,G村還存在少量的一個男子同時擁有兩個妻子的現象(第二個妻子沒有領結婚證),并且在全村范圍內都是公開的。對于所有這些婚姻失序現象,當地農民似乎早已習慣,他們并沒有覺得很驚詫或者認為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在他們看來,“這種事不稀奇,只要人家能夠擺得平,別人不會說什么”。并且,在G村及其周邊農村,有婚外情甚至還被視為個體有能力和有本事的標志,當地村莊流傳一句俗語,“男人沒小妾,活著不得勁;女人沒情夫,不如老母豬”。表1是G村近年來部分離婚案例的統計。

  表1 G村部分離婚現象統計

  根據表1以及筆者近年來在全國各地農村對離婚現象的考察可以發現,與其余農村相比,G村的離婚現象具有以下兩個突出特點:第一,大部分離婚是因為夫妻一方或雙方有婚外情所致[③]。當地農村婚外情的產生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在外出務工的過程中,夫妻中外出務工的一方或者留守在家的一方都可能因為“耐不住寂寞”而出現婚外情;二是通過QQ、微信等網絡交往方式產生婚外情,當地很多婚外情的對象都是通過QQ或微信“搖一搖”的方式找到的,一般都在離村子十里地的范圍之內。并且,當夫妻中一方有婚外情之后,很多夫妻中的另一方也會賭氣找婚外情,進而導致夫妻關系破裂。第二,中年人離婚的現象更為普遍。在G村,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離婚的比例超過離婚總量的50%,一些中年夫妻在子女成家之后就離婚,出現了“兒子結婚、父母離婚”的現象;另有一些中年夫妻在子女未完成婚嫁之前就離婚。并且,很多中年人離婚的原因是夫妻一方或雙方有婚外情。實際上,在當地農村,婚外情在中年人身上發生的比例更高,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有婚外情現象的相對較少。

  在當地農民看來,導致離婚現象增多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中青年農民外出務工 ,二是網絡交往方式在農村的普及。近年來筆者在各地農村調研發現,打工潮的興起以及網絡在農村社會的普及確實是影響農民離婚的重要原因,但還需要進一步解釋的是,在外出務工和網絡普及已經成為一個普遍性的社會事實時,為何東北農村的離婚現象和婚姻失序問題相比于其余農村更為嚴重?這需要進入當地農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深入考察。

  四、東北農村離婚現象的社會基礎

  個體的行為嵌入在家庭和村莊社會結構之中,因此農民的離婚選擇受到特定的生活結構的影響。離婚意味著婚姻的社會脫嵌,從而中斷了“農民—家庭—村莊”三者之間的關聯。東北農村總體上屬于原子化的村莊,村莊社會發育歷史比較短暫,村莊公共性的傳統相對稀薄。在東北農村,家庭主要是面向農民個體化的日常生活,缺乏足夠的村莊社區面向,進而導致村莊公共性的抽象化。具體而言,本節將主要從弱社會關聯和公私分明兩個方面闡釋東北農村離婚的社會土壤。這是理解當地離婚現象的基礎。

  1.強經濟關聯與弱社會關聯

  村莊社會關聯和村莊經濟關聯是考察村莊社會性質的兩個重要變量,但二者之間具有很大差異。在東北G村調研發現,當地的村莊經濟關聯很強,但村莊社會關聯較弱。村莊社會關聯是指“村民與村民之間具體社會關系的總和,它指的是處于事件中的任何一個具體的村民在應對事件時可以調用關系的能力”[[18]]。村莊社會關聯主要是基于歷史、地理、社會等因素而形成的農民之間的結構性關聯,它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相互嵌入的基礎之上,并具有價值生產能力,對生活于其中的個體的行為具有約束和規范的作用。一般而言,在村莊社會關聯比較強的地區,比如宗族性村莊和小親族村莊,村莊內生的規范就比較強;而在村莊社會關聯比較弱的地區,比如原子化村莊,村莊內生的規范相對較弱。

  村莊經濟關聯主要是指在村莊社會內部農民之間以土地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相互關聯。因此,人地關系是影響村莊經濟關聯強弱的重要變量。一般而言,當農業剩余比較充足時,村莊經濟關聯比較強;當農業剩余比較稀薄時,村莊經濟關聯就比較弱。在大部分中西部農村,由于農業剩余有限,農民進入勞動力市場比較早,市場成為農民家庭再生產順利展開的關鍵變量,農民的家庭再生產是高度嵌入市場的,村莊內部的經濟機會有限,因此農民之間基于農業和副業生產而建立起來的經濟關聯逐漸弱化。但在東北農村,由于人地關系比較寬松,農業剩余比較豐厚,因此農民進入市場的時間相對較晚,嵌入市場的程度也比較低,當地農民主要在農閑季節外出打零工,農業收入在家庭收入中仍然占很大比重。因此,寬松的人地關系和充足的農業剩余不僅使得東北農村有大量的農民仍然在村務農,而且為村莊社會內部的非正規經濟提供了生存空間,比如經紀人、農機手、小賣店、農資店等,從而在村社內部形成了以普遍性的中農群體為基礎的、內部相互依賴的經濟系統,村莊社會內部的經濟關聯很強。但是,當地的村莊經濟關聯是農民個體與個體之間、基于特定的事件形成的事件性和暫時性的關聯,而非村莊社會內部的總體性關聯。村莊經濟關聯與村莊社會關聯的本質差異在于,后者具有價值生產能力,而前者則缺乏價值生產能力,從而難以對個體行為進行約束和規范。

  因此,東北農村的社會關系呈現出“兩面性”的特征:一方面,村莊內部的經濟關聯很強,大部分農民仍然要從村莊內部獲取經濟資源;另一方面,村莊社會關聯比較弱,農民家庭的獨立性相對較高,村莊內生的價值生產能力較弱,對個體的約束力不強。在此意義上,當地村莊是一個經濟共同體,但并非經濟社會共同體。村莊經濟關聯強調的是農民與農民之間以及農民與村莊之間相對理性和平面化的關聯,農民對村莊社會的嵌入度不深,村莊公共性較弱,村莊社會關系較少規范性的約束。前文述及,寬松的人地關系和充足的農業剩余是形塑村莊強經濟關聯的關鍵變量,那么,還需要進一步分析的是,為何當地村莊的社會關聯相對較弱?這也要回到當地的人地關系來理解。

  首先,當地寬松的人地關系和充足的農業剩余,決定了農產品要大量進入市場,進而塑造了社會關系的“契約性”特點。因此,東北農村的小農經濟與中西部大多數農村有很大不同,中西部大多數農村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農產品主要是用于家庭食用,進入市場的很少。而東北農村由于農業剩余很多,很大一部分農產品都要進入市場交換,因此商品經濟在當地農村發育較早。商品經濟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有很大不同,商品經濟遵循的是市場交易的邏輯,交易雙方是一種契約關系,這使得當地農民在熟人社會中也推崇理性的交往原則,相互之間都不愿意“虧欠”對方。其次,當地農民家庭不僅人均土地較多,而且土地細碎化程度不是很嚴重,這就使得農戶之間較少因為土地而發生錯綜復雜的關系。在大多數農村地區,人均土地較少,且土地細碎化程度很高,農民之間基于土地利益和土地關系建立起錯綜復雜的關系,相互之間有合作、也有競爭,相互之間的關聯度和嵌入度都很高。而在東北農村,農民家庭在農業生產上的獨立性相對較高,因此相互之間的依賴度也比較低。再次,從當地種植結構來看,調研所在G村以種植玉米為主,種植玉米的特點是農業生產環節相對比較簡單,并且不需要水利灌溉,因此農戶之間在農業生產上互助合作的需求比較低。實際上,即使是在東北的水稻種植區,因為水利灌溉比較方便,且水源充足,農戶之間相互合作的需求也比較低。

  因此,當地的村莊社會關系不是由一個個事件和社會交往構成的總體性社會關系,而是基于具體事件和具體對象形成的具體性社會關系。在總體性社會關系之下,農民對村莊社會的參與度很高,并且不同的社會關系和事件之間是相互嵌連的,從而將生活在村社內部的每個人都緊緊嵌連在一起。而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之下,農民之間的關系是具體的、暫時性的以及私人性的,農民之間的社會關聯度較弱,從而在村社內部也難以產生對個體具有約束力的公共輿論。

  2.“公私分明”的村莊社會

  在傳統社會中,公私之間可以相互介入,因此不存在完全的私人生活領域。在東北G村調研發現,當地村莊并非完全缺乏公共性,但這種公共性呈現出比較矛盾的特點。一方面,村莊在治理層面具有較強的公共性,表現為在治理過程中無論是村干部還是村民都遵守基本的底線和規則,村莊治理中“釘子戶”極少。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層面,村莊的公共性則相對很弱,農民嵌入村莊社會的程度不深,村莊社會關系比較淡薄,突出表現為當地農民不愿意管別人家里的閑事,在村莊公共場合也不愿意談論別人家里的事情。因此,當地村莊的公私界限非常清晰,公是公,私是私,公私之間各有一套自己的運行規則和邏輯,私人事件難以擴大化為村莊的公共事件,而公共規則也缺乏介入私人生活的有效方式。實際上,在熟人社會之中,“公”與“私”之間的相互介入和相互轉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富有公共性的公共空間。調研發現,G村農民相互交流的空間主要包括三種類型,分別為私人空間、半公共空間和公共空間,但這三種類型的交流機制都難以產生公共性。

  第一,私人空間主要是指家庭內部,即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夫妻關系。在私人空間內部,相互之間最為信任,因此私人空間既滿足了農民情感交流的需求,同時也可以交流最為私密的話題。但私人空間具有很強的封閉性和排斥性,在私人空間中傳播的信息一般不會往外擴散。

  第二,公共空間在當地主要是指小賣店。當地幾乎每個村民小組都有1-2個小賣店,小賣店是集購物、休閑、娛樂為一體的公共場所,農民沒事時就喜歡去小賣店嘮嗑,小賣店里可以打牌、聊天、看電視、下棋、打臺球等等。小賣店是村莊里最為熱鬧的地方。然而,農民在小賣店里主要是聊農業生產、天氣、小孩教育等方面的問題,“涉及有爭議的、得罪人的事情,都不會在小賣店講”。并且,小賣店對農民沒有約束作用,個體可以自由進入,也可以自由退出。因此,在小賣店這樣一個“人多口雜”的地方,農民雖然可以談天說地,但卻不能談別人家里的事情以及村莊里的敏感事件,小賣店成為純粹供農民消遣和娛樂的公共場所,但卻難以產生公共性。

  第三,當地村莊還存在一些“半公共空間”,比如“姐妹群”、“爺們群”,這種半公共空間實際上是一個趣緣群體,在本質上是相對私密的交流空間。在半公共空間里,農民可以聊吃喝玩樂,可以聊自己家里的私事,但是一般也不會聊村里的公事或者別人家里的事情。半公共空間具有對內開放、對外封閉的特點,對于內部成員而言,相互之間是比較親密的,因此相互敞開心扉,可以聊一些自己家里的私密事情,但是當地農民有一個共識,即在半公共空間內部交流的信息絕對不能傳播出去。因此,半公共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對隱秘的存在,它在本質上仍然是私的,只是私人空間和私人事件的擴大化,并沒有從根本上突破私,沒有打破公私界限,因而難以實現公與私的勾連。因此,在“公私分明”的村莊社會中,公私邊界非常清晰,農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邊界也非常清晰。村莊的公共性缺乏日常生活內容的滋養,同時也缺乏調控農民生活秩序的能力。公私分離使得村莊喪失了產生公共性的機會和空間,進而放大了個體行為的隨意性。

  五、離婚的機制分析:家庭脫嵌與公共性的斷裂

  村莊社會關聯較弱和村莊公共性較弱是理解東北農村離婚現象的重要社會基礎。在此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分析村莊公共性與離婚現象之間的內在關聯。在東北農村特定的村莊社會結構之下,婚姻失序現象構成農民日常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進而弱化了農民正常的家庭倫理和家庭責任,扭曲了農民的家庭生活邏輯,導致村莊公共性基本結構的斷裂?;诖?,本節將從家庭、村莊和農民日常生活三個維度對東北農村離婚的內在機制進行分析。

  1.“漂泊”在外的生存邏輯——誘惑與欲望

  對于中國人而言,家庭不僅是一個財產共同體和生活共同體,而且還是一個價值共同體,是農民生命價值實現的基本載體,是農民獲得生命意義的源泉。因此,“家庭是中國人的教堂”[[19]]。家庭倫理和家庭責任構成農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奮斗的動力,同時對家庭倫理責任的實踐也構成農民參與村莊社會生活的起點。但是,由于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區域農村在家庭性質和家庭觀念上存在很大差異。在家庭倫理較強的情況下,農民與家庭和村莊的空間分離并不影響其對家庭倫理責任的實踐,也不影響農民與村莊社會之間的公共性關聯。反之,在家庭倫理較弱的情況下,農民與家庭和村莊的空間分離將進一步放大其個體行為的隨意性。在G村調研發現,很多離婚現象都是因為夫妻中一方外出務工有婚外情而導致離婚。一般情況下,農民外出務工是為了積累更多的家庭資源,從而實現家庭的順利再生產和家庭的發展與流動。那么,為何G村農民在外出務工過程中會頻頻出現婚外情現象?先來看以下一個案例。

  案例1:表1中的ZD,女,今年47歲,37歲時離婚。2017年ZD再婚,嫁給本村的DG,但兩人并沒有領結婚證,只是在村里舉辦了結婚典禮,DG的老婆在2016年因為心臟病去世。ZD離婚是因為當時的老公有婚外情,以前ZD和老公一起在煙臺打工,后來為了回來“陪讀”,ZD不再外出務工,在家務農和照顧女兒上學。其老公則一直常年在外務工,每年過年回來,大年初六就走。ZD回家陪讀兩年左右,就發現老公在外有婚外情,她說,“他掙錢不再往家里拿,一分錢不給我,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常年分居,感情淡了,外面女的又會打扮,又會說,經不住誘惑。他之前那個女的是網上認識的,微信搖一搖,搖到的,兩個人有機會就見面,見面就開房?,F在好像沒和這個女的在一起了,現在又處了一個月嫂。”一開始男方提出離婚,ZD不同意,她說“主要怕苦了孩子”,后來想通了,同意離婚。離婚時兩人都算是凈身出戶,家里的房子和其余財產全部算在女兒名下,并要求男方給女兒5萬元撫養金,但男方沒有錢,一直沒有拿。離婚之后,ZD一個人到黑龍江打工,供女兒上學,現在女兒上大四。

  對于村里的離婚和婚外情現象,ZD說“見怪不怪了”。“現在(本地)沒有外遇的是少數,不離婚的,基本都有外遇。結婚七八年之后,左手牽右手就沒感覺了。沒有感情,只有親情。有的受誘惑,就離婚了,有的為了孩子,還是在一起。有的表面看起來很好,實際上夫妻倆都有外遇。(夫妻關系)動真感情是傻,以前,女的以家庭為重,現在女的也找,你找我也找。”

  可以看到,當地農民在外出務工過程中之所以容易出現婚外情,與當地農民的家庭性質有很大關系。一方面,東北農村屬于原子化村莊,家庭關系比較松散,農民的家庭倫理和家庭責任都不是很強。家庭對于當地農民而言主要是一個生活共同體,是一個實現當下生活目標的生產生活的基本單位,家庭本身所承載的價值感和意義感都不是很強,農民傳宗接代的本體性價值也不凸顯。另一方面,當地農民完成人生任務的壓力和家庭面臨的發展壓力都不大,子代的婚姻成本并不是很高,且還沒有剛性的城市化需求,從而弱化了農民家庭的資源積累動力。一般情況下,農民外出務工是為了將家庭勞動力進行最優配置和最大化使用,從而增強家庭的資源積累能力,以更好地完成家庭再生產和家庭發展的目標。因此,農民打工行為通常依賴于強有力的家庭倫理和家庭責任作為支撐,農民工才能忍受在打工過程中的艱辛和困難。但是,對于東北農民而言,由于家庭責任和家庭倫理觀念相對較弱,且家庭面臨的經濟壓力和發展壓力較小,當地農民外出務工的邏輯較少發軔于或受制于家庭的倫理性支撐,這不僅弱化了其在打工過程中的資源積累動力,而且釋放了其在打工行為之外的其余行動選擇,外出務工者的個體性需求得以在打工過程中充分釋放。我們在G村調研時了解到,當地很多男性在外出務工的過程中就可能有婚外情,并且會逐漸減少往家里寄錢的數量,此時家里往往還有在讀的學生或者是未完成婚嫁的子女,但所有這些家庭責任和家庭任務都不足以將之“拉回”,他們仍然“陷入其中無法自拔”。此時,家里的婦女在知道真相之后往往都會鬧上一番,但最終無外乎兩種結果:要么是離婚,要么是婦女在家也開始有婚外情。

  因此,當失去了家庭倫理和家庭責任的約束和牽絆時,農民的行為選擇將更加個體化,而外出務工帶來的農民與家庭和村莊的空間分離進一步釋放了個體行為的隨意性。

  2.“迷失”在村的社會邏輯

  在當地村莊,由于公私界限非常清晰,村莊內部缺乏干預個體及其家庭私事的公共性力量,村莊輿論壓力式微。實際上,在村莊社會里,公眾輿論對一個人的評判往往比正式的法律更為管用[[20]]P204。因此,當村莊社會缺乏對個體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的輿論壓力時,離婚權利的過度表達必然沖擊家庭婚姻秩序,最終也消解了離婚權利的正義性。在當地村莊,離婚或婚外情都是屬于個人家庭的私事,別人無權干涉,也沒有必要干涉。農民只會在最為私密的空間和最為私密的關系中才會談論諸如離婚、婚外情等事情,在小賣店這樣的公共場合不會公開談論。但實際上,村莊是一個熟人社會,一個村子里誰離婚了,或者誰有婚外情,在很短時間內就會成為村莊里公開的秘密。盡管大部分人都知道這些事情,但在公共場合誰也不會談起,并且還可能裝作不知道。雖然農民會在一些私密空間中(比如夫妻之間)談論村莊里的離婚和婚外情現象,但是,由于缺乏一個合適的公共場域對信息進行公開的討論,這些信息和事件雖然在私密圈子內部傳播,但在傳播過程中卻難以發酵,難以形成對事件或信息的輿論評價,因而對事件當事人也難以構成輿論壓力。

  案例2:G村6社的XLF說,“有人離婚,有人婚外情,每個隊都有,這手機可把人給整壞了。大家心里都知道,但不在公共場合說,犯不上得罪別人,說這話也沒用。那是人家的私事,勸賭不勸嫖。如果一個人好賭,那可以去說一下,說你掙錢也不容易。(離婚和婚外情)一般人不會去勸,誰去說?兄弟之間可能都不會說。自己家事還沒管明白,還去管別人家的事。出軌的人,我們見了他還是那樣,不會當面說他。這種事不稀奇,只要人家擺得平,那是人家的本事。”

  并且,不僅普通農民,而且當地的村組干部也不愿意介入農民家庭的私事。他們一般只處理公事,一旦涉及農民家庭的私事時就要“趕緊抽身離開”,以避免給自己帶來麻煩。

  案例3:G村3社的社主任JY說,“到各家(通知事情),只談工作上的事,別人講私事,我立馬就走,趕緊抽身。如果抹不開面子,非要你聽,那我聽完也要盡快走,怕惹是非。一般的家庭私事都怕人知道,只有關系密切的才會講,這種事情少涉及為好,一般聊天都不涉及別人家庭內部的事。別的困難可以幫,介入家事會招來災禍。要是你介入了,以后人家離婚了,有一方肯定會怪你,說你在其中說了什么不好的話”。

  因此,在東北農村,村莊公共性的缺失使得村莊價值生產能力很弱,村莊社會對離婚或者有婚外情的人并不會構成很大的輿論壓力。并且,獨特的人地關系導致當地農民在生產生活中具有較高的獨立性,因此當地農民也并不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村莊社會缺乏形成公共性的場域。在此過程中,離婚和婚外情現象在村莊社會的場域中被合理化和正當化,農民生活日漸缺乏正義性準則的引導。那些離婚或者有婚外情的人在村莊里并不會覺得不好意思和難為情,相反,部分農民還會對之產生“艷羨之情”,認為那代表個人有本事和能力。由此可見,村莊社會規則與共識的混亂,弱化了農民生活邏輯的道德指向,婚姻選擇逐漸突破了家庭責任和道德邊界的約束,陷入個體不穩定的情感漩渦之中。

  相對而言,在同為原子化地區的川西平原,離婚現象也比較普遍,但婚外情等婚姻失序現象并沒有東北農村那么嚴重,并且,川西平原的離婚很多都是因為情感不合,因為婚外情導致離婚的現象比較少。這是因為,川西平原雖然也是原子化農村,但由于農民在生產生活上還有互助合作的需求(主要是水利)以及社會交往的需求,因此農民還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村莊輿論因而還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在川西平原,如果是因為感情不合而離婚,農民認為是可以理解的,村莊社會也沒有多大的輿論壓力;但如果是因為婚外情而離婚,村民就可能在背后講閑話,并且還會影響當事人在村里的交往。因此,雖然川西平原離婚現象也比較普遍,但是相比于東北農村而言,離婚的動因卻存在較大的差異。

  3.公私不分的生活空間

  前文述及,東北農村是一個公私分明的社會,公與私各有一套自己的運行規則,在日常交往中,農民非常清晰地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在公共場合討論,而哪些事情不能隨便在外亂說。但是,筆者在調研中發現,當地農民一方面在交往中遵循“公私分明”的原則,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公私不分”的時候,這主要表現在農民在日常串門和閑暇的過程中家庭私人空間的開放性和男女關系的開放性,從而為個體情感的溢出提供了空間基礎。公私不分的情感邏輯是導致當地婚姻關系不穩定的重要原因。

  首先,東北農村獨特的自然條件和家庭空間布局,使得農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以“炕”為中心的生活空間和交往空間,男女關系具有較強的開放性。東北農村氣候寒冷,冬天最冷時達到零下三十多度,并且白晝時間很短,農民有大量的時間需要在家里度過,當地農民經常用“貓冬”或“貓在家里”來形容這一狀態。由于天氣很冷,每家每戶都有炕,并且必須要燒炕才能度過寒冬,因此當地農民家庭的空間布局與其余農村有很大不同,“炕”成為家庭內部最為重要的生活空間。在以前農民家庭經濟比較困難時,為了節省柴火,很多家庭只有一個炕,在冬天寒冷時所有家庭成員都要在一個炕上睡覺,即使在當前也有少部分家庭在冬天時擠在一個炕上睡覺。從當地農民家庭內部的空間布局來看,大部分家庭除了一個小飯廳之外,其余都是臥室,且每個臥室基本都有炕,絕大部分家庭沒有專門的客廳。閻云翔在東北下呷村調研時看到,從90年代開始隨著新的裝修熱的興起,大部分農民家庭有了專門用于接待客人的客廳,“客廳的意義在于它同時具有排斥和接受的功能,可以在公共場合和私人生活之間建立一個轉換區域”[20]P239。但是,閻云翔也注意到,即便大部分農民家庭有了客廳,但當近親好友到家里來串門時,仍然會被主人家熱情地邀請到臥室,甚至是脫鞋上炕。筆者調研的G村,真正有客廳的家庭還很少,客人來了一般都是坐到炕上聊天。因此,炕既是內在于家庭的,它是農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空間,同時也是面向外部的,在家庭內部沒有一個相對“公共”的區域(如客廳)用于接待客人,從而在日常生活中造成“公私不分”的狀態。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家庭生活的私密性,而且當男女老少都坐在炕上聊天時,男女關系更具開放性。

  其次,當地農民的閑暇過于娛樂化,并且摻雜很多兩性話題。閑暇的意義不僅在于消磨時間和獲得閑暇本身,而且在于通過閑暇獲得價值和意義,并增進相互之間的感情和增強村莊的公共性。東北農村獨特的氣候條件,決定了當地的農業生產具有很強的季節性特征,農民有大量的閑暇時間需要度過。因此東北人喜歡“嘮嗑”,需要通過閑暇消磨時間,閑暇被過度娛樂化且逐漸滲入兩性領域,從而奠定了當地兩性關系的重要底色。在東北農村,農民在日常閑聊和開玩笑過程中經常會涉及兩性話題,比如東北的“二人轉”,里面就有很多涉及兩性關系的葷段子。

  因此,東北農村兩性關系的開放性和農民閑暇生活的過度娛樂化使得離婚和婚外情等婚姻失序現象在當地農村具有生長的土壤。兩性的話題極易進入當地的閑暇生活之中,這種隨意性軟化了婚姻關系確立的兩性關系的邊界,擴大了婚姻越軌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4.隱秘與公共之間:“婚外情”的生存空間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東北農村的婚外情現象是在特定的社會基礎中孕育的。原子化的村莊社會結構不僅弱化了外出務工農民的家庭倫理責任,而且缺乏對于村莊越軌者的有效制裁。這樣一來,當地農民更在乎個體的生活感受和閑暇體驗。尤其是當地以“炕”為核心的生活空間缺乏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空間區隔,這就容易模糊當地農民私人生活的邊界,構成了“婚外情”行為發育的溫床。本質而言,婚姻的目的指向家庭生活,并服務于家庭綿延。然而,東北農村相對松散的原子化的社會結構消解了婚姻的神圣性,私人生活逐漸突破婚姻的權利義務關系的約束,并重新定義了農民的生活邏輯。

  對于本文的分析而言,最為重要的不是“婚外情”現象的存在本身,而是婚外情現象的正?;凸不?。這意味著,婚外情這一行為并不會封閉在私人生活領域之中,而是可以通過復雜交錯的私人關系網絡溢出,成為一種看似隱秘但卻公共的現象。在“婚外情”現象的公共化過程中,它必然擾亂村莊中的婚姻關系,引發婚姻關系的波動。在一些情況下,當夫妻一方的婚外情行為被對方知曉,即可能引發離婚的后果;或者,對方也走向婚外情,這種情況下婚姻關系同樣名存實亡。失去村莊公共性約束的婚外情導致了私人生活的失序,進而使得婚姻關系失去約束,這是當地離婚行為高發的結構性原因。

  六、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村莊公共性為基本分析框架,通過村莊公共性將農民、家庭與村莊三者勾連起來,并從家庭性質、村莊公共性和農民日常生活三個維度對東北農村的離婚現象進行機制分析。筆者認為,相對較弱的家庭倫理和家庭責任、弱村莊公共性以及農民日常生活的開放性使得東北農村的離婚和婚外情現象具有了滋生的土壤。在東北農村,離婚不僅僅是農民的個體選擇,而且成為村莊中被合法化的公共話語和公共實踐,從而不斷吞噬農民家庭實踐的空間,加劇了家庭的不穩定性。

  閻云翔在其《私人生活的變革》一書中提出了“無公德個人”的說法,認為獲得獨立自主性的農民并沒有變成具有現代公共道德意識的道德主體,個人只強調自己的權利而無視自己應該對公眾或他人的義務與責任,并認為私人生活中的道德缺失與中國公共政治的歷史有關。在閻云翔看來,國家在私人生活轉型和個人主義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P140。但是,閻云翔沒有看到的是,在國家力量之外,家庭性質以及村莊社會性質這兩個要素對個體行為的塑造也有深遠影響,這就可以解釋為何在同樣的國家力量影響之下,中國不同區域農村農民個體化的程度以及“無公德個人”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因此,離婚和婚外情等私人生活失序現象并不僅僅是個人的道德問題,它嵌入農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受到家庭性質和村莊社會力量的影響。

  在中國社會中,私人生活并非是一個完全孤立于公共生活的領域,私人生活要受到公共生活的干預和引導。在此意義上,在流動與失序的私人生活中,需要改造的不僅僅是個體的“人心”,還要重塑家庭和熟人社會對個體的意義和價值。因此,重新恢復中國家庭的神圣性是重建村莊公共性的基礎,也是重塑私人生活秩序的基礎[[21]]。

  參考文獻:

  [①]總體來看,原子化地區(如東北、四川、貴州、湖北等地)農村的離婚率相對較高,而南方宗族性地區(如福建、廣東、廣西、江西等地)和華北小親族地區(如河南、山東等地)農村的離婚率相對較低。

  [②]調研采用白天訪談和晚上集體討論的方式,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別與一位受訪者訪談,每個訪談對象的時間約為3個小時,每天晚上集體討論3-4個小時。參與此次調研的還有田孟、何倩倩、盧青青、易卓等學友,本文的問題意識來自于集體討論的啟發,特此致謝,文責自負。

  [③]筆者在全國各地農村調研發現,大部分離婚都是因為“夫妻感情不合”,或者是其余說不清楚的原因,真正因為婚外情導致離婚的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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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ctured public: private life reform and peasant marriage disorder

  --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ivorce phenomenon in G village in northeast China

  Li Yongping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Divorce is becoming more common in rural areas.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divorce phenomenon in rural areas of northeast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gh divorce rate in rural areas of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prevalence of extramarital affairs. In China's rural society, private life and public life are inseparable. Therefore, the phenomenon of divorce should be put into the daily life of farmers to investigate. Based on the basic analysis framework of village publicity, this paper holds that weak family ethics, weak village publicity and open daily life are the root causes of divorce in rural areas of northeast China. In the flow and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life, it is not only the individual's “heart” that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but also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family and acquaintance society to the individual. Therefore, restoring the sanctity of the Chinese family is the basis of rebuilding the public character of the village, and also the basis of reconstructing the order of private life.

  Key Words: Divorce;Village publicity;Family character;Private life;Publ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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