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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萍 | 養老,抑或”做老“:中國農村老齡化問題再認識

2020-01-02 14:24:56  來源: 《學習與實踐》2019年第11期   作者:李永萍: 養老,抑或”做老“:中國農村老齡化問題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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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國農村的老年人問題不宜還原為養老問題。富有中國特色的家庭制度和土地制度塑造了農村應對老齡化的獨特路徑。家庭制度注入的倫理韌性和土地制度支撐的老人農業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農村的養老問題,但同時也塑造并生產了農村老年人問題。因此,當前的社會政策思維需要區分作為供養對象的老年人和作為生活主體的老年人。中國農村老年人問題的核心不在于“養”的缺位,而在于老年人的主體性需求的滿足。面對農村快速老齡化的現實,需要超越養老問題的視野,以家庭制度、土地制度和村社組織為基礎,構建合乎老年人主體性需求的村莊社會生活秩序,形成應對農村老齡化的中國方案。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老年人問題;家庭制度;土地制度;村社組織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已經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并且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了1.78億,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3.26%[[1]]。截止到2014年底,60歲及以上人口已經達到2.1億人,占全球老年人口總量的五分之一左右。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人口的主要問題已經由總人口規模問題轉向人口結構問題,其突出表現是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2]]有學者指出,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具有三個特點,即未富先老、未備而老和孤獨終老。[[3]]從宏觀層面來看,中國快速的人口老齡化主要源于以下三個原因:一是自20世紀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執行以來,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二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延長;三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生育高峰奠定的生育人口基數。[[4]]

  與人口老齡化相伴隨的“問題”或“挑戰”在根本上源于人口年齡結構與現有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之間的不匹配或不協調。[[5]]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而言,人口老齡化給我國帶來的問題更為嚴峻,這是因為:其一,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具有基數大、速度快、區域不平衡、高齡老人多等特點;其二,我國還屬于發展中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能力受限[[6]];其三,隨著家庭結構變遷和家庭倫理的弱化,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漸趨弱化[[7]];其四,現階段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農村老年人社會保障的水平有限[[8]]。在對策層面,除了調整人口政策和完善社會保障服務體系,還要從人口、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等多個層面,以社會整合和長期發展的視角來重構當前的公共政策體系,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9]]

  總體來看,既有研究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問題及其應對策略都有較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呈現了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問題面向。但是,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即強調了抽象的人口結構的普遍規定性而相對忽視了具體的制度結構的具體調試。人口老齡化是在特定的社會制度結構中發生的,特定的制度條件是人口老齡化帶來老年人問題的關鍵變量。若僅立足人口結構這一基本變量,老齡化必然是一個“問題化”的過程,進而在社會層面連帶性地產生養老主體缺失和養老成本分擔等問題。但是,對于中國農村社會而言,其制度結構在一定程度上緩沖了人口老齡化產生的養老成本分擔問題。農村老年人并非一個孤立的個體,他嵌入在家庭制度和土地制度等制度結構之中。因此,不宜將老年人問題還原為特定的年齡群體問題,而應在具體的制度結構中來界定和理解。本文試圖立足中國農村社會特有的制度基礎,辨析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真實意涵,進而探討農村老年人問題的應對之策。在邁向老齡化時代的進程中,農村老年人問題主要不是養老問題,而是“如何做老人”的困惑、迷茫與焦慮。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研究視野不能局限于作為對象的老年人,而是要擴展至作為主體的老年人。

  二、中國農村養老的制度基礎

  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進城務工和老年人留守村莊的人口分布格局進一步加劇了農村人口結構的老齡化程度。但是,老年留守并沒有導致農村養老狀況的普遍惡化。根據筆者及其研究團隊在各地農村廣泛而持續的田野調研發現,農村老年人的養老生活基本能夠得到保障。一個最直接的原因是國家推行的新農保制度保障了農村老年人的基本生存資源,老年人不禁感嘆“國家比兒子更可靠”。但是,除了國家的新農保制度外,中國農村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制度傳統依然是農村養老的重要保障。具體而言,農村的家庭制度和土地制度從不同層面塑造了農村養老的支持體系,這是認識和理解我國農村老齡化問題的基本前提。

  (一)家庭制度

  中國的家庭具有與西方家庭不同的性質和特點,中國的家庭不僅是家庭成員進行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單位,而且還是一個價值單位,家庭具有很強的倫理性。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的社會[[10]]。倫理本位發端于家庭本位,家庭是中國人實現生命價值和生命意義的基本載體。在家庭內部,家庭倫理主要通過縱向的代際維度體現出來。費孝通在對比中國和西方社會的代際關系時,提出了“接力模式”和“反饋模式”[[11]]。西方社會在“接力模式”下,隨著家庭演化,子代核心家庭相繼從母家庭中脫離,僅承擔有限的養老責任,養老問題因而很容易從家庭領域溢出到社會領域,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與之不同的是,中國家庭的“反饋模式”強調家庭的養老責任,進而將養老問題在家庭領域有效地消化,避免了養老問題的社會化。

  具體而言,家庭養老的制度邏輯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厚重的代際贍養責任。贍養老人被認為是子代必須履行的義務,是家庭倫理的核心內容。“養兒防老”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第二,權責均衡的家產繼承制度。權責均衡的家產繼承制度是指,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在家產分配和贍養義務之間形成整體性的均衡,即在分家析產的過程中,子代有從父代家庭繼承財產的權利,但同時子代家庭也要承擔相應的義務,這種義務在父代在世時表現為子代對父代的贍養,在父代去世之后則是以祭祀的方式表現出來。同時,多子家庭情況下的諸子均分制保證了權責配置的均衡。第三,熟人社會中的輿論壓力。在農村社會,家庭并不是一個封閉的生活單元,而是具有很強的社區性。[[12]]家庭的社區性體現為社區規范和社區輿論對子代行為的約束,即在熟人社會約定俗成的規矩中,子代贍養父代是一種“政治正確”,那些不贍養父母的兒子會遭到村莊輿論的強烈譴責。

  因此,中國家庭的倫理性、平衡性和公共性為農村應對老齡化提供了堅韌的制度基礎。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農村家庭制度仍具有相當的韌性。很多研究者認為,隨著家庭結構和家庭規模的小型化、家庭倫理的不斷弱化、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以及老年人疾病的常態化,家庭越來越難以承擔起贍養老年人的責任,家庭養老的功能漸趨弱化。不可否認,在現代化背景下農民家庭面臨更大的壓力和挑戰,家庭養老的壓力和負擔更重,但家庭養老的形式也在實踐中不斷創新。例如,家庭養老不再局限于兒子養老的傳統,女兒養老也逐漸成為家庭養老的一種補充方式。女兒養老有助于修復老年人的家庭養老預期,分擔兒子的養老壓力,進而維系家庭的養老責任。家庭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情感慰藉和價值滿足的功能,這是家庭養老富有韌性的根源。因此,在當前構建多元養老模式的過程中,要重新定位和理解家庭的角色,在政府和市場之外“找回家庭”在養老中的意義,繼續發揮家庭養老的潛力和優勢。當然,在當前中青年農民普遍進城打工的背景下,如果老年人生病或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需要長期的日常生活照料時,家庭養老往往會面臨一定的困境,養老問題可能超越家庭制度的吸納能力,溢出為社會問題。

  (二)土地制度

  中國農村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20世紀80年代分田到戶以來,集體土地制度走向“兩權分離”,即土地所有權歸屬村集體,農戶具有土地的承包經營權。“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土地經營規模雖然難以實現農民家庭致富,但卻足以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因此,土地是農民的基本保障。打工經濟的興起使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從農業中大量轉移出來,農民家庭普遍形成“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即年輕的子代以外出務工經商為主,年老的父代以在村務農為主。在家庭經濟收入的構成中,農業日益副業化,并呈現為“老人農業”的形態,這進一步強化了土地的社會保障屬性。因為可以與土地結合起來,絕大多數的農村老年人就不是一個純粹的消費者,而仍然是一個生產者,他們至少可以通過勞動實現“自養”,這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子代養老的負擔。土地制度因而是農村應對老齡化的又一制度優勢,“以地養老”構成“養兒防老”的重要補充。[[13]]

  家庭承包經營體制保障了老年人與土地的結合,而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使老人農業成為可能。隨著農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和農業機械化的快速普及,在耕地、灌溉、收割等原本需要重體力的勞作階段都基本實現了機械化的全覆蓋,種地對體力勞動的依賴度越來越低,只要身體健康,一對老年夫妻完全可以種植十幾畝到二十畝左右的土地。并且,老年人種田一般都是精耕細作,其農業生產效率也并不低。因此,土地對于農村老年人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土地對于老年人的意義體現為其作為生產資料的功能,老年人在有勞動能力的時候可以通過與土地結合實現“自養”,這足以保證其基本生活,減輕子代家庭的養老負擔。調研發現,農村老年人只要不生大病,基本都能通過種植少量的口糧田滿足其日常生活需求,并且還能在必要時為子代家庭提供一些基本的生活物資,如油、米、蔬菜等。反之,如果沒有土地,年老后則只能依靠子代贍養,不僅可能增加子代家庭負擔,且可能會由此滋生更多家庭矛盾。其次,老年人在與土地結合的過程中還能獲得價值感和意義感,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老年人可以通過土地和勞動養活自己,避免陷入對子代家庭的依附,獲得有尊嚴、有主體性的生活;另一方面,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征賦予老年人的生活以節奏感,老年人可以根據農業生產的特征和節律安排自己的生活,賦予生活以充實感和意義感。

  在此意義上,老人農業對于老年人而言不是繁重的體力勞動,而是具有休閑農業的色彩。因為可以與土地有效結合,老年人就不僅僅是“活著”,而且可以有主體性地生活,這樣的生活才是有意義的、有樂趣的,為老年人帶來積極的生活態度和精神狀態。當然,對于喪失了勞動能力的高齡老年人而言,他們不再能與土地結合起來,老年人生活的自主空間被較大壓縮,對于子代的依賴程度加深,在此意義上,高齡老年人的養老成為一個真實的問題。

  三、中國農村老齡化的問題形態及其形成機制

  家庭制度和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人口加速老齡化過程中產生的養老成本,抑制了養老成本的過快膨脹,人口老齡化并沒有轉化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并不是否認農村老年人真實存在的問題,而是強調關于老年人問題的研究視野須超越個體性和局部性問題,立足中國農村社會的全局定位轉型時代老年人的境遇。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養老的視野,即將老年人視為“養”的對象,如此一來,老年人問題被化約為對老年人的資源反饋和生活照料等問題。養老問題需要從老年人問題中區分出來,避免因過度聚焦于農村養老問題而引發失真的現象。轉型期農村老年人問題具有豐富內涵,筆者將接續上文對家庭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分析,揭示農村老年人面對的真實問題及其復雜形態,進而辨析老齡化社會的問題發生邏輯。

  (一)農村老齡化的問題化路徑

  在微觀層面,人口的老齡化是一個貫穿于家庭生命周期的“老化”過程,也是一個人生任務逐漸延展的過程。在現有家庭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支撐下,老年人是農民家庭再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農村老年人并沒有退休的概念,理解老齡化問題應區分低齡老年人與高齡老年人,聚焦于年齡背后的家庭生命周期階段以及與土地結合能力的差異,進而揭示二者在“老化”過程中所面臨的不同問題。

  首先,老齡化的問題化體現為低齡老年人的“倫理陷阱”。一般來說, 低齡老年人是指60—75歲年齡段的老年人群體,他們通常具有一定的勞動能力,老年家庭結構相對完整,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因而生活自養的能力較強。低齡老年人的養老通常并不存在多大問題。他們可以通過農業生產獲得基本生活資料實現“自養”,并且深度卷入子代家庭再生產的過程之中。對于低齡老年人而言,他們面臨的問題恰不在于“如何養老”的資源缺乏問題,而在于“如何做老人”的家庭倫理困境。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家庭再生產面臨的風險和難度急劇增加,日益高漲的婚姻成本、撫育成本導致父代背負沉重的人生任務。為了應對家庭再生產的壓力,農民家庭必須對家庭成員進行高度動員和高度整合,通過家庭勞動力的最優配置激活家庭的發展能力。在此過程中,父代的人生任務鏈條不斷延展,持續地向子代家庭讓渡資源,父代擔負著幾乎沒有止境的家庭倫理責任,致使父代跌入“倫理陷阱”,并逐漸消解了自身社會性價值和基礎性價值的實現空間。[[14]]在這個意義上,低齡老年人面臨的問題不是子代資源反饋不足的問題,而是向子代過度輸入資源的問題。因此,農民家庭的發展壓力重塑了家庭再生產的目標,致使父代難以及時退出其人生任務,在邁向“老化”的過程中逐漸喪失了自身的主體性,陷入對子代家庭的依附。

  其次,老齡化的問題化體現為高齡老年人的照料缺位。不同于低齡老年人陷入的家庭倫理陷阱,高齡老年人的境況則有所不同。高齡老年人一般是指75歲以上的老年人群體,其特征是,勞動能力明顯弱化乃至喪失,家庭完整性程度較低,在生活照料和飲食起居等方面面臨一定的困難,尤其是應對疾病等風險的能力較差。在當前農村,高齡老年人主要依靠子代提供的養老資源維持生活,且離不開子代家庭的日常照料。調研發現,子代對高齡老年人的資源反饋一般都不存在問題,關鍵是高齡老年人的照料問題可能面臨困境。尤其是伴隨著農民家庭再生產模式的轉變,農民家庭再生產的成本和壓力增大,此時照料高齡老年人就可能成為家庭的負擔。如果子代家庭經濟壓力大,不得不外出務工,高齡老年人或失能老年人就可能面臨無人照料或者是照料不好的情況。在一些農村地區,有一些高齡或患病的老年人在自己喪失勞動能力或自理能力之后盼望“早死”,以減輕子代家庭的負擔。因此,高齡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是一個亟待迫切改善的問題。

  由此可見,在農村老齡化的過程中,因處于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高齡老年人與低齡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存在鮮明的差異。通過辨析不同年齡結構的老年人特征及其面臨的問題,可以發現,養老問題主要存在于高齡老年人群體。對于低齡老年人而言,因為可以和土地結合起來,因而他們并不存在顯著的養老問題。但是,在人生任務和家庭倫理的內在規定下,低齡老年人可能被過度卷入子代家庭再生產的重負之中,并在此過程中逐漸陷入“倫理陷阱”。因此,如果僅局限于養老的視角,便只能觸摸到農村老年人危機外顯出來的冰山一角,忽視了老齡化時代農村老年人問題的真實發生機制。并且,如果忽視了低齡老年人面臨地更為深刻的問題,高齡老年人的養老問題也將在“老化”的結構脈絡中不斷地再生產出來。

  (二)農村老年人問題的發生機制

  在現代化過程中,農村社會和農民家庭都經歷了巨變。農民家庭轉型主要表現為家庭再生產模式的轉型,即從簡單家庭再生產模式轉變為擴大化家庭再生產模式。所謂簡單家庭再生產是指,農民家庭再生產以實現家庭繼替和家庭延續為核心目標,父代最為主要的人生任務是完成傳宗接代,即讓子代順利結婚。所謂擴大化家庭再生產是指,農民家庭不僅要完成傳宗接代的人生任務,而且還要盡力實現家庭發展與流動的目標。在擴大化家庭再生產模式之下,農民家庭要通過對家庭成員的高度動員和整合、以及對家庭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家庭的資源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為家庭發展和家庭流動奠定基礎。外部的壓力逐漸傳導至家庭內部,并通過代際鏈條向上傳遞。老年人對家庭內部的壓力也感同身受,并轉化為他們“學會做老人”的動力,老年人要在適應新形勢的過程中重新定義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老年人“學會做老人”的過程一方面給予子代家庭重要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導致老年人問題的產生。具體而言,轉型期老年人問題的產生與以下幾個因素相關。

  第一,老年人人生任務的綿延與責任強化。在簡單家庭再生產模式之下,父代的人生任務是相對有限且有節點的,父代最主要的人生任務是幫助子代結婚,在子代結婚之后,父代就可以相對退出家庭主要的生產領域,進入由子代贍養的階段。而在擴大化家庭再生產模式之下,父代的人生任務無限綿延,在調研中農民經常用“生命不息、奮斗不止”和“死奔一輩子”來形容作為父代的壓力。當前農村老年人主要通過兩種方式支持家庭發展:一是對自我勞動力的最大化使用。農村老年人主要是通過與子代家庭的代際分工和代際合作來分擔家庭壓力。根據與子代家庭不同的分工方式,可以將當前農村老年人分為兩類群體,即進入城市的“老漂族”和留守農村的老年人。“老漂族”的子代一般在城市有相對正式的工作,老年人進入城市主要是幫助子代家庭帶小孩以及料理家務,他們在子代家庭需要時階段性和暫時性進城,當孫代長大之后“老漂族”又回到原來的村莊生活。而留守農村的老年人則是與子代家庭形成“半工半耕”的家庭分工,年輕的子代外出務工,老年人留守村莊務農和照顧孫代。二是盡力壓縮個人的現金支出。對于大部分農村老年人而言,只要“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就很滿足,日常開支被壓縮到極致。尤其是在喪失勞動能力之后,老年人更會通過壓縮自身需求的方式來減輕子代家庭的養老壓力。

  第二,老年人在家庭權力結構中的邊緣地位。在傳統社會中,老年人在家庭權力結構中居于主導性地位,具有很高的權威和話語權,家庭大小事務一般都是老年人說了算?,F代化和市場化力量的進入逐漸改變了家庭權力結構,家庭權力重心由父代家庭轉移到子代家庭,在子代家庭內部又由丈夫轉移到妻子,媳婦當家成為當前農村主導的家庭權力結構形態。老年人在家庭內部較少話語權,為了維系家庭關系的和諧,老年人往往采取妥協和退讓的姿態,他們不僅主動交出當家權,而且會盡量避免與子代之間產生矛盾或沖突。老年人在家庭權力結構中由絕對的強勢逐漸走向了相對的弱勢,這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心理落差。并且,老年人在家庭權力結構中的邊緣地位會進一步影響其在村莊社會中的地位,老年人在村莊社會中也逐漸喪失話語權,在代際關系方面,村莊輿論越來越傾向于對子代家庭有利。

  第三,老年人的閑暇正當性漸趨弱化。在傳統時期,相對有限的人生任務不僅賦予老年人以社會交往和閑暇的可能性,即老年人有時間進行社會交往,而且還賦予其社會交往和閑暇的正當性,即老年人可以心安理得、毫無負擔的參與社會交往和閑暇。然而,隨著家庭發展壓力的增大以及老年人家庭地位的邊緣化,老年人的閑暇時間被進一步壓縮,而且其閑暇的正當性也越來越弱化。在家庭面臨巨大壓力的背景下,如果一個老年人有勞動能力但不勞動,完全讓子代贍養,將會受到村莊輿論的譴責,并且被指責為“不會做老人”。此時,老年人無法再心安理得地過多參與社會交往或閑暇。老年人的時間安排被嵌入子代家庭的生活邏輯之中,他們不能完全自主安排自己的時間,進而也壓縮了老年人有主體性生活的能力。

  第四,老年人對子代的價值依附。家庭是中國人的教堂,是中國人實現生命價值和生命意義的基本載體,而傳宗接代構成中國人生命價值的核心。[[15]]在傳統時期,老年人完成傳宗接代的人生任務的過程也是其實現自身生命價值和人生意義的過程,老年人在此過程中會獲得價值感和滿足感。然而,在現代性的壓力面前,發展主義的價值系統逐漸滲透進以傳宗接代為核心的傳統價值體系內部,即農民家庭不僅要實現以傳宗接代為核心的家庭繼替和家庭延續,而且還要盡力實現家庭發展與流動的目標。在此情況下,傳宗接代的人生任務的完成不再能夠賦予老年人以價值滿足感,相反地,在家庭發展的壓力面前,財富創造能力越來越弱的老年人會有很大的負擔感,老年人認為自己是家庭的累贅和負擔。如此一來,雖然老年人在盡其所能不斷為子代家庭付出,但這種付出卻并不能賦予其對自我的認同,老年人的自我價值實現被導入子代家庭發展的軌道,形成對子代家庭的價值依附。

  上述分析說明,當前農村老年人問題的核心不在于“養”的缺位,而在于老年人的主體性需求能否獲得滿足,后者不僅涉及養老資源供給的問題,而且涉及老年人的地位、價值實現以及時間安排的自主性等多個層面。應對老齡化的政策設計不宜僅僅圍繞如何解決養老問題,而應擴展為一個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從根本上重塑老年人的生活系統,讓老年人能夠更加自主、更有主體性的安排和選擇自己的生活。否則,國家的資源投入只會源源不斷地進入家庭再生產的倫理陷阱,難以從根本上扭轉農村老年人的處境。

  四、破解農村老年人問題的組織之道

  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之下,破解農村老年人問題,為老年人提供晚年生活的幸福預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關于如何應對農村老年人問題,既有研究認為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是政府加大對農村老年人的保障力度,提高農村老年人的社會保障水平;二是發展家庭養老、社區養老、社會養老等多元養老模式,尤其是倡導通過提供市場化的養老服務來彌補家庭養老的不足。這兩種思路存在的一個共同缺陷是,將農村老年人問題等同于養老問題,將老年人視為“養”的對象,因此主要從擴大養老資源的角度尋找解決之道。筆者在上文的分析表明,當前農村老年人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養老問題,而是老年人的主體性需求如何得到更好的滿足與回應的問題。因此,通過政府或外部資源的直接注入以回應老年人的個體化養老需求,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轉型期的老年人問題。

  中國農村的家庭制度和土地制度一方面遲滯了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又塑造并生產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老年人問題。應對農村老年人問題需要避免兩種傾向:第一,避免以單純的資源供給應對農村老年人問題;第二,避免養老服務市場化的過度介入??紤]到鄉村社會轉型和農民家庭發展的漸進性,破解農村老年人問題應立足鄉村社會內部,堅持“低成本、高福利”的理念。事實上,家庭制度和土地制度是在村社組織體系中運行的。因此,以村社組織為基礎,構造合乎老年人需求的村莊社會秩序,重建老年人的主體性認同,平衡老年人的家庭責任與村莊社會生活,是應對我國農村老齡化的根本之道。

  第一,國家須立足“老人農業”長期存在的客觀現實,引導地方政府開展土地整合,改善農業耕作條件,為“老人農業”與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之間的銜接創造有利條件。同時,村社內部土地整合的過程也是再造基層組織的過程。[[16]]因此,通過激活集體土地制度,既有助于降低老年人與土地結合的成本,強化老年人(尤其是低齡老年人)的自養能力,而且,以老年人為主體重塑基層組織,強化了村社集體回應老年人需求的意愿和能力。

  第二,老年人協會是老年人組織化的重要媒介。各地農村現有的老年人協會發揮作用的程度差異頗大??傮w來看,老年人協會為老年人提供了一個公共的閑暇生活空間,通過組織文化娛樂活動,有助于強化鄉村老年人群體之間的互動和關聯,激活村莊社會資本。因此,以老年人協會為基礎,可避免老年人深陷入家庭領域,老年人在此過程中可以獲得相對獨立自主的生活空間和價值體驗,進而促進以老年人為主體的鄉村建設。[[17]]

  第三,在基層組織建設和老年人協會建設的基礎上,當前農村可探索社區內部的互助養老模式。尤其值得探索的是低齡老年人對于高齡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形成在村莊社會內部不同年齡段之間的可持續性的互助養老模式。例如,動員和組織村莊內部的低齡老年人照顧高齡老年人,并且實行積分制,低齡老年人獲得的積分可用于未來的兌換。這種村社內部的互助養老機制,使得高齡老年人既沒有脫離其原來生活的村莊,又很好地解決了其照料問題。相比于市場化的養老服務而言,村社內部的互助養老模式成本更低,且更容易被老年人及其子女接受。因此,村社內部的互助養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釋放了家庭養老的負擔,并以養老為契機重新激活了村社傳統,不僅保證了高齡老年人“老有所養”,而且實現了低齡老年人“老有所為”。

  以上三點從老人農業的可持續性、老年人生活的主體性以及老年人照料的互助性等方面著眼,體現了應對農村老齡化問題的組織機制。這一機制順應了家庭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制度結構,既可避免農村養老成本外部化為一個社會問題,又可扭轉老齡化的問題發生邏輯,回應農村絕大多數老年人面臨的困境。因此,在組織老年人的過程中,既要有政府支持和政策引導,也要發揮基層組織(尤其是村級組織)的引領作用,同時還要積極發掘村莊社會內生的活力,形成獨特的老年人問題的化解模式。

  五、余論

  特定的制度或特定的文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重或者緩解老年人問題。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應對模式和治理策略應該基于中國的制度和文化傳統,探索形成“中國方案”,即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具體的應對措施,并逐步將人口老齡化的“中國特征”轉化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優勢”[[18]]。因此,我們要充分認識到中國的制度優勢,以及這些制度優勢在應對老齡化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在上文中,筆者立足中國農村社會的制度基礎,探討了中國農村應對老齡化的實踐邏輯。本文的分析表明,家庭制度和土地制度是化解我國農村養老問題的制度優勢,在此意義上,應對我國農村的老齡化,就不能片面強調加大政府的社會保障力度,而且還要通過一定的制度設置進一步維系和強化當前支撐和化解農村養老問題的制度體系。

  本文致力于辨析農村養老問題與老年人問題的不同,認為在家庭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制度優勢之下,快速的老齡化并沒有給農村社會和農民家庭帶來普遍的養老困境。之所以說中國農村的老齡化沒有帶來嚴重的養老問題,主要有兩層內涵:其一,農村老年人的養老沒有給政府帶來很大的財政負擔和壓力。大部分農村老年人還沒有納入政府的社會保障體系,除了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之外,大部分農村地區的老年人每個月只有不到100元的基本養老金。因此,在農村老年人的養老方面,政府的財政投入并不多。其二,通過“家庭養老”和“以地養老”的結合,大部分農村老年人的基本養老生活能夠得到保證。因此,隨著中國快速步入老齡化社會,我們需要跳出“就養老問題而言養老保障”的政策邏輯,而應深入老年人的生活邏輯,沿著老年人“老化”的制度脈絡,理解農村老年人問題的復雜性。

  應對老齡化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農村具有至關重要的穩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城鄉差異在一定時期內雖然客觀存在,但城鄉二元結構已經從原有的剝削型向保護型轉變。[[19]]在當前我國經濟社會所處的階段,國家不可能為所有老年人都提供高質量的養老保障,這就決定了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必然具有“廣覆蓋、低水平”的特征。因此,在目前階段還不能完全依靠國家來養老,而社會化養老服務則超越了大部分農村老年人的經濟承受能力。所以,應對我國農村的老齡化,需要同時采用適當的土地政策、家庭政策和社會保障制度,以老人農業為基礎,完善家庭養老和社區內部的互助養老,這是避免老年人政策偏差,提高國家民生資源利用效率的關鍵。

  注釋:

  [[1]]李建民等:《新時期的老齡問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人口研究》,2011年第4期。

  [[2]]郭志剛:《重新認識中國的人口形勢》,《國際經濟評論》,2012年第1期。

  [[3]]穆光宗、張團:《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及其戰略應對》,《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

  [[4]]鄔滄萍等:《中國特色的人口老齡化過程、前景和對策》,《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5]]黨俊武:《關于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理論基礎的探討》,《人口研究》,2012年第3期。

  [[6]]蔣正華:《中國人口老齡化現象及對策》,《求是》,2005年第6期。

  [[7]]穆光宗:《家庭養老面臨的挑戰以及社會對策問題》,《中州學刊》,1999年第1期。

  [[8]]杜鵬:《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與變化》,《中國社會保障》,2013年第11期。

  [[9]]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視角下的中國人口老齡化》,《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

  [[10]]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1]]費孝通:《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

  [[12]]陶自祥:《社區性家庭:農村社會結構研究的一個新視角——基于華北農村“立門戶”現象的考察》,《長白學刊》,2015年第5期。

  [[13]]李永萍:《“養兒防老”還是“以地養老”:傳統家庭養老模式分析》,《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

  [[14]]李永萍:《家庭轉型的“倫理陷阱”——當前農村老年人危機的一種闡釋路徑》,《中國農村觀察》,2018年第2期。

  [[15]]賀雪峰:《農民價值觀的類型及相互關系——對當前中國農村嚴重倫理危機的討論》,《開放時代》,2008年第3期。

  [[16]]賀雪峰:《農民組織化與再造村社集體》,《開放時代》,2019年第3期。

  [[17]]李永萍:《論鄉村建設的主體、路徑與方向——基于湖北省官橋村老年人協會的分析》,《中國農村觀察》,2019年第2期。

  [[18]]胡湛、彭希哲:《應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治理選擇》,《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2期。

  [[19]]林輝煌、賀雪峰:《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從“剝削型”到“保護型”》,《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基金項目:天津市社科規劃項目“老年人精神福利的村莊社會基礎研究”(TJSRQN1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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